胡愈之 原名学愚，上虞县人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、作家、翻译家、出版家，具有多方面卓著成就的学者。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曾任《光明日报》总编辑。曾任新中国首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、文化部副部长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、全国政协副主席、民盟中央代主席。

　　1986年1月15日，胡愈之先生患气管炎住院已经半个月了。他的精神很好，上午还与邻室的叶圣陶先生笑谈，活到90岁，没有什么不治之症，已经是人生的幸事了。没想到第二天，胡先生突然病重，遽然离世。医生说，是70多年的吸烟史造成的痼疾，是尼古丁要了他的命。这让我想到邹韬奋先生的一段回忆，那是在1932年，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”开会，会上有两个人吸纸烟，“他们都不用火柴，一根刚完，即有一根接上，继续不断地接下去”。他们正是鲁迅与胡愈之先生。

　　一晃25年过去了。前些天有人对我说，听说你在写“新中国60年出版家”，胡愈之先生可是一号人物。我就想，为什么是“一号”？是因为他漫长而富于传奇的革命经历？是因为他曾经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署长？是因为他创刊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月报》、主编《知识丛书》、出版农历《东方红》首印150多万册？是因为他1952年反对滥禁书刊，为《新逻辑学》、《红楼梦研究》、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、《田径训练图解》等图书解禁？还是因为他亲手为新中国建立了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出版体制？

　　我觉得，这些还难以体现一位所谓“一号人物”的基本特质。我写出版人物，一直坚持一个理念：在出版官员与出版家之间，并无必然的递进关系；职务性的例行公事，不足以反映一位出版大家的文化风貌。那么，胡愈之先生的基本特质是什么呢？

　　上世纪初那一代出版人，大多与商务印书馆相关，胡愈之先生也一样。1914年在他18岁的时候，经张元济先生批准，他以练习生的身份进入商务印书馆理化部。那时他的本名叫“胡学愚”。作为一个只有初中二年级学历的青年，他能做什么呢？在6小时工作之余，他一头钻进商务编译所的图书馆涵芬楼拼命读书。在1915年~1918年间，他不但熟练掌握了英语、日语和世界语，还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160多篇著译文章。1918年，他开始以“胡愈之”为笔名发表文章。据说他这样做，意在表现对胡适先生“适之”的进化论观点的不满，而“愈之”就有了革命的意义。胡先生写作既勤且快，仅在1923年，就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60多篇关于国际问题的文章。

　　胡先生如此超人的才华源于何处呢？有人说，源于他的天赋。他三四岁开始识字，5岁即能吟诗对句，被誉为神童。后来经常有人评价他“头特大，有异秉”。与他同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茅盾先生曾回忆说：“他身材矮小，头特别大，脸长额宽……总拿着什么外国报刊，低头疾走，不大跟别人招呼。”1939年，邹韬奋先生在《我们的胡主席》一文中也写道，他有“诸葛亮”的绰号，“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”。“头大”说的是脑容量大，它的潜台词是一个人“天赋的才智”，或曰天才。毋庸讳言，胡先生是一位天才式的人物，无论他做什么，一定会出类拔萃。

    胡愈之先生之出版成就

　　先说办报刊。胡先生似乎有这方面的天赋，据记载，他在读小学时，就在家中编辑过《三日家报》和《家庭杂志》。在他70余年的出版生涯中，创办或主编了许多报刊，有些报刊非常有名；而且他创办报刊的数量之多，也排得上“中国之最”。从1920年他与人凑钱为家乡办《上虞声》到1984年创办《群言》，60多年有几十种之多，其中包括1949年创办《光明日报》和《新华月报》。

　　再说书籍出版。在这方面，胡先生也是一位奇才。1924年为纪念《东方杂志》创刊20周年，由胡先生主持编辑《东方文库》，计82种，100册。1933年~1935年间，由于邹韬奋先生流亡在外，胡先生在生活书店主持编辑工作，出版图书700多种，被邹韬奋先生称赞为我们的“诸葛亮”，有无限的“灵感”；被胡耐秋先生称赞为生活书店的“总设计师”。另外，1926年胡先生还参与创办了开明书店，为其制定经营方针与出版计划。他在法留学期间，抽空在巴黎学习精装书的装帧技术，写信传授给开明书店的同仁们，被章锡琛先生称为“开明书店的参谋长”。

　　回顾胡愈之先生的出版业绩，有3部书必须提及。一部是1937年10月，埃德加·斯诺《红星照耀中国》在英国出版。当时斯诺先生在上海，他收到样书后，送给胡先生。胡先生立即组织王广青、林淡秋、章育武、吴景崧、胡仲持、许达、傅东华、邵宗汉、倪文宙、梅益和冯宾符11位译者分头翻译，他本人也以“陈仲逸”为笔名参与其中。为了顺利出版，胡先生把书名改为《西行漫记》。他还为此书专门成立一家出版社“复社”。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，就推出了新书。当时资金不足，杜月笙先生资助1000元，起了很大的作用。

　　另一部是1938年出版《鲁迅全集》。这部书稿600万字，由巴人、许广平编辑，拟出版20卷。胡先生也把它放到复社出版。为此，他做了两件重要的工作。一是请宋庆龄和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先生出面支持；蔡先生还题写了书名，并且在序文中写道：“最近时期，为旧文学殿军的，有李越缦先生，为新文学开山的有周豫才先生即鲁迅先生。”再一是组织陶行知、王纪元、巴金、茅盾、周恩来等人四处推介，书还未出，已实现认购百余部，预收款4万余元，孙科、邵力子等国民党人都认购了10套，保证了全集的出版。

　　还有一套重要的丛书，即《知识丛书》。那是在新中国成立后，胡先生编书之心不死。1961年，他召集包之静、王益、王子野、陈翰伯、陈原、金灿然在四川饭店吃中饭，提出由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《知识丛书》的创意。计划每年出五六百种，编委会中包括茅以升、竺可桢、华罗庚等，一共56人。当时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召开办公会，专门研究《知识丛书》出版的事。时任副部长的周扬先生说，由胡愈之做主编，“这等于有出版界的‘佘太君’出来挂帅，太好了。”胡先生亲自请竺可桢先生写《物候学》。丛书版式由范用先生设计，封面以蓝、绿、黄、红4种颜色分类。第一本是王力的《诗词格律》，后来还有金开诚《诗经》、杨伯峻《文言文法》、沈起炜《文天祥》、李俨《中国古代数学简史》、林森木《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》和华罗庚《运筹学》等，一共出版30多种。时至“文革”，丛书出版戛然而止，这也成为胡先生一生编辑工作的绝唱。

    胡愈之先生之著作影响

　　胡先生最有名的著作《莫斯科印象记》，创作于1931年。那时他从法国学习归来，途经苏联作7日参观，归国后撰写此书，一年内再版5次，引起巨大反响。鲁迅先生曾写道：“这一年遇到两本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，一是胡愈之先生的《莫斯科印象记》，一就是《苏联见闻录》。”那么，胡先生在书中写了什么呢？他说，不是一些观念，或者一些主义。他写的“最大的奇迹是人性的发见”，还有“那样的制度填平了成人与孩子之间的鸿沟”。

　　应该说，在胡先生的一生中，他发表的报刊文章最有影响力，它们深刻地反映了胡先生天赋的才华与伟大的思想洞察力。比如，1915年他在《时事新报》发表《世界与世界和平》，成为“中国最早提倡世界语”的人（朱光潜语）；1931年他在《东方杂志》发表著名文章《寇深矣！》，率先提出“全民族团结抗日”的主张；1937年他与夏衍先生在《救亡日报》头版，首先喊出“主和者就是汉奸！”的口号，此后又在邹韬奋先生主编的《抗战》上发表《谨防疫病》，反对对日妥协，引起毛泽东关于“反对投降主义”的著名论述，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。写到这里，我就想，这种“开先河、发先声”的英明论断，一个人一生能做一件，就已经不得了了；胡先生看似信手所为，落笔处石破天惊，实在称得上一个时代的巨子。

　　胡愈之先生之传奇人生

　　读胡愈之先生，“传奇”二字一直在我的脑海中转动。作为一个革命家，他193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，但一直是地下党员，由党中央直接领导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1936年冯雪峰先生受党中央派遣，到上海首先见胡先生与鲁迅先生，再去见夏衍先生。这还引起夏先生的误会，说冯先生“先见党外，后见党内”的做法是错误的。1948年，周恩来问胡先生：“你的（党员）身份是公开的，还是秘密的？如果是秘密的，还是做民主党派工作，如果公开了，就到新华社去。”因此胡先生的党员身份一直没有公开，直到1979年才解密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冯雪峰先生还因为那段“误解”遭到批斗，但当时胡冯二人为了保守党的秘密，都没有说明原因。

　　说到“传奇”，还有一件值得记忆的事情。前一段时间，我对沈昌文先生说，我正在读胡愈之。沈先生说，那你一定要看于友的《胡愈之传》，其中有奥妙。我读后果然发现，其中“奇闻”不少。给我最大的震撼是，于友先生用大量历史事实证明：胡愈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政治预言家，或曰战略家。比如，1948年在国共决战的关头，毛泽东公开预测，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还有两年。但胡先生分析，再有一年就足够了。后来毛泽东接受了胡先生的观点，调整了时间的判断。为此，知情者李一氓先生曾著文《高明的预见》（1986），记述了这件事情。李先生还说，胡先生历来善于分析形势，1974年以后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未来形势的估计，胡先生的判断与后来的现实大致相同。

　　但是，1949年以后，胡先生的文字几乎都被“官样文章”笼罩着，见不到昔日的锋芒与灵感。有一篇写于1959年的《回忆商务印书馆》，其中对于王云五先生的评价，还充满了怒气。说王云五拿商务印书馆的资本，投靠汪精卫；还说王云五没有学问，在政治上是很坏的人，等等。这样的情绪，让人联想到1932年胡先生主编《东方杂志》时，为编辑《新年的梦想》那篇大稿子，与王云五先生之间发生的不快，他也因此离开了工作近20年的商务印书馆。但1978年此文重新发表时，胡先生写了一段《后记》：“这是大约20年前我的谈话记录。这只能作为一种史料，作为商务印书馆的历史来看，有不少事实与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。”确实，在1985年间，胡先生口述《我的回忆》，再谈到王云五先生时，他的口气已经温和了许多。

　　胡先生的晚年，或曰“文革”后，他天才的灵感又一次迸发了。1979年6月18日，他写给孙启孟先生一封信，提出在民主党派搞“群言堂产销合作社”的构想，目的是：搞群言堂、不搞一言堂，搞经济自治体，搞股份制，云云。今天读起胡愈之先生的设想，我们还会赞叹：一位伟大的政治家，即使风烛残年，他卓越的预判天才，依然灵光闪现。但是，他这一次的设想结果会怎样呢？我们这些后来者，肃然伫立于胡愈之先生的墓前，目光中充满了敬意和期盼！（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0年12月12日 俞晓群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