记者/何映宇

　　他曾是邓小平的英文翻译。

　　1983年，20多岁、风华正茂的张维为进入外交部翻译室，两年后，他成为国家领导人的英文翻译，先后为邓小平、胡耀邦、李先念、李鹏、乔石等国家领导人的重大外事活动担任翻译工作。

　　他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的情景。那是1985年8月的一天，邓小平见到他，和他亲切握手，问他：“你是哪里人啊？”

　　“我是上海人。”张维为毕恭毕敬地回答。

　　“那么你知道霞飞路喽？”邓小平很平易地问。

　　“知道，离我家不远。”张维为紧绷的神经一下子放松了下来。

　　张维为印象最深的是，邓小平的听力已经很差了，“给他翻译基本上就是叫着翻的，所以一场翻译翻下来嗓子还挺累”。一个有趣的花絮是，津巴布韦总理穆加贝访问中国和邓小平会面时，穆加贝对邓小平说：“你身体这么好，一定能见到香港回归。”邓小平风趣地说：“那我还得跟马克思谈判谈判。”

　　张维为说邓小平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：“他的话当时我不一定能理解，但是当我陆陆续续走过100多个国家之后，我才逐渐理解这位老人的大智慧。他的眼界非常开阔，他不会简单着眼于一时一日之变化，他考虑的，总是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的长远发展战略。他有很强的顺序感，什么该先做，什么该后做，他非常清楚。”

　　离开翻译岗位之后，张维为选择在世界各地游走，为的是，让自己有更广阔的视野，这也是他在邓小平身边获得的启示。

　　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，当他选择了一个新的视角之后，他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认识。“中国不是一般的国家，它有超大型的人口，有超广阔的疆域，有超悠久的历史，有超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有了这四个‘超’之后，中国的崛起就不是一般的崛起，是令人震撼的崛起。”

　　身在国外，这种感受特别明显：“在欧洲，一国平均只有1400万人，中国等于100个中等欧洲国家的规模，从这样一个规模来看中国，不要说整个中国，就是一个长三角就让他们震撼了。现在瑞士钟表业出口到中国内地和香港市场的占其总出口的1/3，这个人口规模意味着在中国做什么事情都可能是世界第一。在中国，汽车的生产和消费都是世界第一，世界各大汽车生产企业都开始关注中国市场的变化，设计的理念也因中国而改变。如果以后中国电影市场再这么火爆下去，好莱坞一定会因中国而改变，会考虑中国市场的口味而改变他们的生产方式。这就是影响深远的‘中国震撼’。”

　　这些思考，凝结为一本名为《中国震撼》的新书，现在身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的他，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，来探讨“中国模式”的经验与教训。而对于西方，他认为我们要理性地分析：“一方面我们看到他们现代化、民主化的一面，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，这些光环，是建立在殖民化、奴隶制度、鸦片贸易、世界大战等灰暗历史的基础上的，到现在还在贪婪地从全世界吸金，没有这样的过程，西方就不成其为现在的西方。”

　　“总而言之，就是不要妄自菲薄。”他斩钉截铁地说。

　　半杯水理论：你看的是哪半杯？

　　新民周刊：“中国模式”是否已经成型？有官员说“我们还在摸着石头过河”，有学者指出，“中国模式”尚未到可以定论的程度，你怎么看？

　　张维为：我不觉得它已经定型，“模式”只是一个通俗的说法，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中国经验、中国道路，我都不介意，只是用来表述一种特定区域的特定发展之路。它没有定型，但是它的基本思路已经非常清楚，而且我估计还会这样走下去。我们有很多问题，但是，这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光荣，我们不要太谦虚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市场，我们的发达板块已经是不小的板块，很多方面可以叫板西方发达国家，比如上海叫板纽约不成问题。上海的硬件——机场、港口、高速公路、地铁、高铁——全面超越纽约，商业繁华程度也比纽约好；软件方面，比如说国际化程度，比如说人均寿命、婴儿死亡率，都优于纽约，社会治安比纽约要好很多。这些就是中国发展的实绩，要正视问题，但也不要太谦虚。

　　新民周刊：“中国模式”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宏观调控，可是我们看到，在中国，房价问题一直困扰着中低收入人群，温家宝总理最近接受采访时说一定要控制房价，但是2010年的“史上最牛调控”起效很不明显，你觉得这算不算宏观调控失效的一种表现？

　　张维为：对于房价，我个人的看法是，我们实际的经济规模，要远大于官方的统计。如果我们用购买力去计算的话，我们的购买力在1992年就超过日本了，现在应该是日本的2-2.5倍。这样大的经济规模，像上海这样的经济中心，房价怎么能便宜得下来？很难！现在上海的房价比东京还是便宜。所以我有这样一个看法，实际上，在北京、上海这样的大城市，不太可能跌下来。因为这么大的经济规模，意味着大量的富人集中到大城市中去，他们推高了房价，而当地的工薪阶层就会感觉房价太高。如果用上海平均工资和房价比确实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，但是这对于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不太适用，因为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有钱华人在上海买房，不幸的是，上海的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就必然比不上重庆。

　　中国其实是机会最多的国家。我的“半杯水”理论是：在你面前有半杯水，你老是看的究竟是有水的半杯还是没水的半杯？

　　新民周刊：日本在90年代经济泡沫破灭后衰退了20多年，你觉得中国经济有没有泡沫？

　　张维为：有泡沫，现在我们所说的泡沫主要指的是房产。日本在20年前的特点是城市化已经完成，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70%左右，但是中国城市人口还不到总人口的50%，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里，每年还有2000万左右人口进入城市，这是一个基本面。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保持较快增长，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还刚刚开始，更准确地说是从1998年的房改开始的，也就10多年的时间，中国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。整体上，我对中国经济是持谨慎乐观的态度。

　　理性的政治体制改革

　　新民周刊：既然中国经济取得了这样大的成就，那么你觉得中国的政治体制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改革？

　　张维为：政治体制改革是很必要的，但是一定要防止政治浪漫主义运动。想要毕其功于一役，希望通过浪漫的政治改革解决问题，那样的想法太天真，没有太大意义。一场政治革命之后，你会发现，世界还是老样子，也许更糟糕，俄罗斯就是如此，我觉得还是要通过政治传统来逐步演化，这是一种最稳妥的方式。像中国这样的文明型国家，讲穿了，它是一个“百国之合”。各个省就像战国时期的列国，如今融合成了一个大的国家，但是这种融合必将承受分裂的危险。所以我们常说稳定的重要性，在中国，如果发生激烈的政治变革的话，这个国家很可能要解体。仔细看看中国近代史，从1840年鸦片战争，到改革开放，中国持续的稳定时间，没有超过8年或9年的，不是外国侵略，就是农民起义和内战，再后来则是意识形态运动，稳定搞发展的时间很短。从历史经验来看，改革一定要稳健，不能走政治浪漫主义的激进路线。就像经济体制改革一样，走两步退一步，摸索前进，都应该允许，谁一做就做成了呢？

　　有人说西方可以成为样板，我们看现在美国问题多大啊！我给美国算了笔账，“9·11”损失1万亿，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损失3万亿，金融危机损失8万-10万亿，现在美国欠债10万-20万亿，更何况美国所占据的人均资源是发展中国家的数十倍(中国的10倍左右)，为什么经济发展也会出现很大的挫折？这其实归根到底是深层次的政治体制问题，我觉得美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迫切性一点都不亚于中国。

　　新民周刊：赵鼎新教授在接受采访时说“现在是实行民主最好的时候”，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？

　　张维为：我觉得非西方的国家采用西式民主没有成功过，一个都没有。比如印度和中国的差距太大了，20年恐怕都不止，就连最基本的妇女解放、土地改革、废除种姓制度都没有做到。孟买和上海的差距至少30年，民主质量是非常低的。中国模式的崛起意味着我们在民主问题上有自己新的思考，而不会照搬西方。我去过南斯拉夫，南斯拉夫解体前，当时他们的知识分子也很相信西方的民主，但是很快国家解体、战乱频仍，何谈安居乐业？苏联解体前后我都去过，你看当时最主张西式改革的戈尔巴乔夫，他的口号曾经激动了一大批苏联人，但是苏联解体后，他在俄罗斯的民调支持率没有超过1%，亲西方的政党支持率没有超过3%，这教训我们要汲取，我们不要陷入西方的迷失。

　　而西方的制度要好好反思。美国的汽车如果减少一半，美国制度肯定崩溃，他们占据了大量的资源，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，才使得他们的制度得以维持。

　　新民周刊： 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，近十年来，学界的“改良优于革命论”不绝于耳，你持什么样的态度？

　　张维为：这个观点总体上我是认同的，总体上我们需要渐进改革而不是革命，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状况下，因为革命的代价太大了。但是历史无法改写，发生就发生了。我们现在回头看，很显然，我们的革命先行者对中国的判断是不够准确的，所以接下来中国就陷入了军阀混战与混乱状态。这里有很多经验教训值得汲取。中国这样 “百国之合”的国家，革命的直接后果可能是分裂。

　　新民周刊：激进改革的一个例子是东欧，在《中国震撼》这本书里，你也用很多篇幅来描述东欧的现状，东欧巨变之后，经济发展停滞，城市和社会建设过程中也涌现出很多的矛盾和问题，你觉得主要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？

　　张维为：主要的原因还是政治浪漫主义，以为一采用西方的政治制度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。结果证明问题没有那么简单，社会转变的过程是很复杂的。尽管东欧和西方的同质性要比中国高得多，但是这20多年走来，总体上来讲，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很不理想。最简单地来说，东欧的经济总量整体上增加了一倍，而中国的整体规模增长了18倍。

　　更重要的是东欧国家所有的经济命脉都掌握在西方手中，除了波兰没有完全私有化，一部分银行还控制在国家手中，匈牙利、斯洛伐克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等国家的银行全都为西方资本所控制。结果金融危机一来，西方全面从东欧撤资。我们很多人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，金融危机什么意思？具体来说就是大家对银行不放心，每天银行只能取200美元或100美元，这时候就会发生恐慌。我们的国有银行也有很多问题，但不至于说钱放在银行里却灰飞烟灭了。一切都可以比较，我们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，但是如果和东欧比，我们做得还不错，而且可以说好很多。

　　在这样大规模的国家中进行改革，难免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。以前英国、德国、法国的崛起，人口是千万级，后来美国、日本是亿级，到了中国，就是十亿计算的人口大国，不可同日而语，其复杂性和难度都可想而知。就像拳击比赛中重量级选手和轻量级选手，简单的比较其实是不准确的。再打个不一定恰当的比方，瑞士的人口只有上海的1/3，也许算个小提琴手，阿尔巴尼亚也许可以算个小号手，而中国就像是数百人组成的超级交响乐团。所以我倾向于拿中国的板块与欧洲国家比较，比如拿苏州或上海和瑞士比。

　　新民周刊：中国经济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举世瞩目，你在海外游历这么多年，你觉得在最近十年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看法有没有大的改变？

　　张维为：西方有对中国的成见，而要扭转这种成见是非常难的。所以我觉得不要太在乎别人，因为西方本质上不愿意见到一个强盛的中国，美国不愿意看到一个对手变得更难对付。我还是那句话：走自己的路。如果中国继续强势发展5-10年，西方国家一定会认真来研究中国模式，一方面是技术问题，一方面是战略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