核心提示：在高志凯眼中，邓小平“就像个预言家”。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，但一旦自己开口，“一看就是20年，一谈就是50年，一展望就是70年，一憧憬就是100年。”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，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——“留有后手”、“要对付不要应付”……
文章摘自《文汇报》2011年5月3日 作者：薛田 原题为《外交部翻译眼中的中国领导人》
张维为离开外交部已经20余年，曾是外交部翻译室第三代“翻译国家队”成员，只要回忆起曾经陪同过的领导人，他依旧眉飞色舞。“那一代领导人讲话都非常有个性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。”
邓小平“就像个预言家”
1983年8月末的一天，研究生毕业的张维为到外交部翻译室报到，主任过家鼎告诉这个20出头的年轻人，翻译室所服务的对象，主要是党和国家领导人，“总书记啊，总理、副总理啊，还有人大委员长、副委员长”，过家鼎呷了一口茶，“当然，还有邓。”最后一句话看似轻描淡写，但张维为感到，这才是过家鼎的压轴词——邓，即邓小平。
彼时，正值中英香港谈判的关键时期，外交部翻译室负责所有的翻译工作。虽然当时尚属新人的张维为只承担一些工作小组讨论的翻译，但由于翻译室每周都会组织业务学习和政治学习，因而在自由讨论环节，邓小平经常成为中心话题。
在和张维为同年进入翻译室的高志凯眼中，邓小平“就像个预言家”。他善于倾听对方的发言，但一旦自己开口，“一看就是20年，一谈就是50年，一展望就是70年，一憧憬就是100年。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，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，50年不变，100年不变”。而邓小平的语言风格，也令高志凯印象颇深——“留有后手”、“要对付不要应付”……
“会见外国政要时，只要他一走进门，就像大将军的出现，那股气势让在场的人顿时生出敬畏之心。”施燕华回忆。
作为张维为和高志凯的前辈，施燕华做了邓小平10年的英语翻译。在她的印象中，邓小平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。
1978年，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访。第一个国家的招待会，问题是都安排好了的，诸如你对我们国家有什么印象，怎么发展两国关系之类。而第二个国家是开放提问。周边国家的西方记者一听说就都来了，招待会上的问题有棱有角。“后来邓小平跟我说，这次记者招待会还有点意思，上次那个是一杯白开水。”
对施燕华而言，邓小平更像个和蔼的长者。
大多数时候，会见结束后，一场宴会必不可少。邓小平也喜欢在宴会上与外国领导人私下交流，因而作为他的翻译，施燕华经常顾不上吃饭。
一次，施燕华陪同邓小平出席国宴，邓小平看到一直坐在身后翻译的施燕华没有饭吃，就把面前的苹果切了一块给她，还递给她盘子里的面包。而另一次在国内招待外宾，邓小平则在宴席中对外宾做了个“暂停”的手势——“让翻译吃点东西”。
邓小平是四川人，每顿饭离不开辣椒，偶尔也开玩笑似的力劝怕辣的上海姑娘施燕华吃辣：“吃些辣子好，不辣不革命哦。”玩笑归玩笑，他不忘照顾施燕华的口味。上了甜食后，邓小平会把自己的那份推到施面前让她吃双份，“女娃子爱吃甜的。”
1980年代，邓小平的右耳听力已经很弱，因此与他打交道的官员，或是翻译，都须大声说话。
1985年，张维为第一次作为邓小平的翻译，陪同会见了来访的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。甫一见面，邓小平用右手食指指了一下自己的右耳，“这个零件不灵了”，又指着自己的左耳，“这个稍好一点，所以我见客人都是这样坐的”。
邓小平指的是，国内一般领导人见外宾，客人坐在主人的右手侧，而邓因为左耳听力好于右耳，见人都把客人安排在自己的左侧，“除了耳朵，其它零件都还正常运转”。穆加贝闻言哈哈大笑。
把身体各个器官比作机器零件，“据说是红军时期开始使用的话语。作战受了伤，如果大难不死，就互相调侃称丢了哪个零件。”张维为说。
而高志凯1986年陪同邓小平会见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时，由于交谈甚欢，邓小平亲自把温伯格送到门口，并在分手时开口说了一句英文“goodbye”。这是高志凯印象中，邓小平唯一一次说英文。他当时条件反射般地把它翻译成中文，并附在邓小平的耳边大声地说了一句“再见”——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邓小平自己说的话，“他扭过头来，然后自己再用中文说了声‘再见’。”高志凯至今忘不了邓小平当时的眼神。
“不要翻”和“听不懂”
在与外国记者的交锋中，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“针尖对麦芒”的会面传播甚广。采访结束后，施燕华跟着法拉奇一起整理录音记录。
当时，法拉奇对录音中频繁出现的“这个这个”印象颇深，因为她在英语翻译中没有听到相应的词汇，于是询问施燕华是何意。“与英文well或者yousee一样，一种口头语”，施燕华解释自己没有翻译的原因。但法拉奇最终还是将这个细节加入文章，在她看来，“这可以说明他（邓小平）性格上的特点”。
这种情况并不鲜见。有一次，张维为陪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外宾。外宾刚刚进门，还在十米之外，李先念就已经伸出双手，嘴里说着“哦……”就开始表示欢迎。张维为一边笑，一边双手比划着李先念当时的动作。“这不用翻译。”张维为告诉记者，这是因为李先念之前见过这位外宾，“见到熟人了，所以老远就表示欢迎了。”
另外一些时候，领导人则会特意叮嘱随行翻译，什么是不需要翻译的。
1987年，李鹏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坝，张维为是李鹏的随行翻译。在埃及，负责接待李鹏一行的，是当时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长。
“开罗老百姓一度电多少钱？”李鹏问这位副部长。副部长答不出，于是转而问助手，助手也不知，又去问另一官员。“当时李鹏小声感叹，‘真是官僚啊——这话你不要翻译过去’。”
张维为觉得，现在的翻译工作，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。比起邓小平一代，现在的“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”。“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，都没有讲话稿”，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，现场的判断也很重要。
事实上，即使事先有所准备，领导人们各具特色的乡音，还是常让翻译们“犯迷糊”。
“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，有时我听不懂；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，那听着就很难懂。”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，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。
一次，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，说到了日本。他的口音里，“日”和“二”的读音相近。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《山本五十六》，以为“二本”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。但是当她听着听着，越来越不对劲，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说的是“日本”。
即便是邓小平的“四川普通话”已是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的了，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：在四川话里，四、十不分，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，施燕华一般用猜。“如果我觉得是四，就说着‘四’，同时伸出四个指头，如果不对，他（邓小平）就会说‘不对，是十’。”
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。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“失误”这个词。由于发音类似“十五”，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，张维为一时愣了。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，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“失误”，这才让他反应过来。
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，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，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。
朱彤曾做过江泽民、李鹏的随行翻译，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，每每谈到三峡工程，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，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。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，换算成兆瓦计数后，再译成英文。
另一次，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，使用“万担”作为单位。这次，朱彤可不像换算“千瓦”那样游刃有余了，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，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。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，被严谨的朱镕基“抢白”——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，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，朱镕基回答：“你反映的问题，我会告诉法院，由他们处理。”张建敏将此句译为"I will instruct the Supreme People's Court to handle it"（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），话音未落，就被朱镕基纠正："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.They are independent"（我不能指导法院。他们是独立办案的）。
事先要准备“标准答案”
而在媒体报道中，领导人们的外语水平亦已不是一个新鲜话题。据张维为的观察，“那个时候见外宾，当时的领导人都说中文。现在中国领导人则是与外宾见面寒暄有时都会用英文了”。
这样的事情张建敏和同事孙继文就遇到过。两人曾随国家领导人出访喀麦隆，由于喀麦隆的官方语言是英语和法语，而此前已确定双方会见时使用英语，因而，作为法语翻译的孙继文回到饭店休息。
但没多久，突然一个电话让他马上到总统府——会谈改用法语。原来喀麦隆总理的母语是英语，但秘书却讲法文，他准备的会谈文件也都是法文。等孙继文奔进总统府，发现双方在等候翻译时，一直在寒暄。
不过，即使曾出现各种突发状况，一般来说，翻译们的“发挥”不会失常。
“实际上，在每一次接到任务之前，我们都会做大量准备工作。”张维为介绍，首先是各种背景知识的准备，如来访元首的背景、国家的背景、来访的目的，中方的基本立场等。另外一项，则是词汇的准备。而且，“台前”看上去只有翻译一个人，其实这些内容都是背后团队一起准备的。还在翻译室的时候，张维为和同事陪领导人出访或是会见外宾归来，都会聚在一起交流实战中不太好翻译的地方。
“比如李先念说过的‘甜酸苦辣都尝过’，怎样翻译更好更规范？”一般的做法，他们会把这些东西交给翻译室的老审校，由他们最终确定具体的译法。所谓“标准答案”出来后，以后就可以一直沿用。像江泽民主席访美时，在休斯顿市长的晚宴上的现场演讲中，引用了李白的《早发白帝城》一诗。当时担任翻译的张建敏把大概意思翻译出来后，又从兜里掏出一个小本子，把事先翻译好的诗句又读了一遍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