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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西合璧 儒雅温厚——访诗人、翻译家屠岸先生
2005年2月24日  出处：光明日报
屠岸先生是我久已仰慕的诗人、翻译家。虽然在各种诗会上，我和他时常见面，后来终于有一次机会，我们得以面对面地倾心交谈。 

　　屠岸家住京城和平里。记得我的老师刘大杰教授在一次讲课时，曾分析《红楼梦》中的人物与居所的关系，说人物性格与其居住的环境是非常协调的。而当我进入屠岸的家时，竟也有这种感 
觉。屠岸生性温厚儒雅，衣着整洁大方，举止超凡脱俗。与他的个性相协调，他的家也是干净整洁、朴素雅致。我们坐下后，我请屠岸先生谈谈他是如何走上诗歌创作的道路的。屠岸说，这要从他的家世说起。 

　　屠岸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很深。母亲是大家闺秀，姓屠。屠家在常州是书香门第。屠岸原名蒋璧厚，是他父亲给他取的名。至于这名字的意思，屠岸说：“大概是希望我成为一块很好的玉吧。至于用‘屠岸’作为笔名，我是学鲁迅，用母亲的姓。‘岸’字有傲岸的意思，我很喜欢。”屠岸在小学三年级时，母亲就教他古文，读《古文观止》、《古文辞类纂》，后来又教他《唐诗三百首》、《唐诗评注读本》。屠岸中学毕业后，先后考取光华大学中文系和交通大学铁道管理系，他父亲要他进交大。因为他父亲主张科学救国。屠岸是很孝顺的，父亲的话不能违背，于是就读交大。在大学最后一年，屠岸患肺结核，病情较重，咯血。后来，他终于挺过来了。屠岸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：“我之所以能抗过来，有两个原因：一是我在1946年参加了共产党，有了信仰；二是我获得了爱情。我的妻，当时是我的女友，本来没有确定恋爱关系。我一病，而且病得不轻，她立即表态：我永远是你的人了！” 

　　我问屠岸先生还记得所写的第一首诗吗？他说他的第一首诗是在初中一年级时写的。他还记得开头四句：“北风呼呼，如狼似虎，星月惨淡，野有饿殍。”而他那时才12岁！我听了非常钦佩，他在少年时竟能写出如此关注社会，关注民生，充满悲悯人文关怀的诗篇！ 

　　屠岸先生开始写新诗是在1941年，那时他受到新文化、新文学的影响。他最佩服的三位诗人是卞之琳、冯至、艾青。抗战时期，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，屠岸拒绝在任何敌伪报纸投稿，表现了一位爱国青年可贵的民族气节。抗战胜利后，屠岸在《文汇报》、《大公报》、《时代日报》等报纸上发表诗歌，并在1945年冬与挚友们成立“野火诗歌会”，诗歌会延续了两年，最后被迫解散了。 

　　1948年11月，屠岸出版了一本翻译惠特曼的诗集《鼓声》。他特意选了惠特曼歌颂美国南北战争时北方的诗。惠特曼非常崇敬林肯总统，曾写《O队长,我的队长 》（《啊，船长，我的船长！》）这船长就是指林肯总统。屠岸的用意是支持北方。当时北方显然是指延安和西柏坡。南方是暗指国民党南京政府。他是用隐晦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。 

　　1949年9月25日，屠岸在上海《解放日报》上发表一首诗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这是他在建国前写的最后一首诗。50年代以后他写诗不多，这与当时政治运动频仍不无关系。我问他在所谓的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中，他有没有受到牵连？他的回答是肯定的。屠岸说,仅仅因为他和胡风见过一次面，以及在解放前，曾在学生文娱晚会上朗诵过绿原的诗，掌握运动的人就宣布对他审查，撤消他的党小组长的职务，停止组织生活。后来以田汉为书记的中国剧协党组，经过内查外调，总算查出来他不是胡风分子，宣布撤消对他的处分。 

　　这一关总算过去了！转眼又有反右斗争这一关。这年春天，号召整风，鼓励争鸣，文联墙报编者约他写稿。他就写了一篇有关选举问题的文章。他在文章中主张戏剧刊物的主编、副主编、编辑部主任应民主选举，选懂行的人来担任，再由党组批准。这篇文章在反右时成了一条大罪状。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”当时被认为是典型的“右派”言论。所幸的是，当时以田汉为首的党组把他保护过关了。可是在档案中留下了“思想右倾”的评语。他因此需要“继续改造”，第二年就被下放到河北省怀来县农村劳动，这分明带有惩罚性质。1958年大跃进，大炼钢铁，屠岸先生因为肺病复发，回到北京就医，可以不再下去了。可是，他的精神压力极大，虽然暂时过关，但是达摩克利斯剑还在头上悬着，说不定什么时候他还会被划为“右派”的。所以他极度紧张，引起失眠，终于患了焦虑症、抑郁症。最后，还是剧协党组副书记李之华对屠岸的夫人说：“你回去跟屠岸讲，屠岸是个好同志！有错改了就好了，不要紧张。”这样，屠岸的精神状态才慢慢恢复正常。 

　　逃过了前两关，屠岸先生却终于未能逃过“文革”这一关。“文革”期间，他被揪了出来。虽然未受皮肉之苦，但是大字报铺天盖地，还经常有人对他当面斥责训话。他当时精神压力非常大，情绪坏到极点。他内心苦闷茫然，自解放前至今，他就一直跟党走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觉得实在支持不下去了，不想活了，于是和夫人商量，打算同时自尽。 

　　我听到这里，着实捏了把冷汗。同时，我也深深感到在屠岸先生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那种“士可杀而不可辱”的凛然正气。我急忙问：“那么是什么使您打消这个念头的？” 

　　“是我的女儿，”屠岸深情地说：“是我四岁的小女儿章燕救了我。当时她的一双天真的眼睛看着我。我受到震动，想到我们夫妇死后，她将成为孤儿。我们舍不得她，这才打消死的念头。后来总算熬过来了！不过，此后直到现在，我有时还会做噩梦。每当梦醒时，总要过几分钟才醒悟到：哦！现在早已天下太平了！”屠岸可算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幸存者之一。 

　　屠岸先生的诗歌创作从1941年到1943年是第一个高潮。建国以后到“文革”结束，他的诗歌创作基本上停止了。“文革”后，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是第二个创作高潮。1978年屠岸重新开始诗歌创作，不过那时他的诗与他建国以后的诗已不一样了，已有所变化，开始运用象征的手法。他诗歌创作的第三个高潮是在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。这一时期的作品的特点是思考问题较为深入，感情也深沉些。 

　　我问屠岸先生：“你属于哪个诗歌流派？”屠岸说：“我很难确定自己属于什么流派，什么主义，我只是凭自己的感觉写诗。总的说来，我写诗是本着关怀别人，关怀群众，关怀民族，关怀国家的初衷。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仁者爱人。这一点是贯穿始终的。当然也有写内心世界的诗。但没有爱心，诗歌就没有生命。”我深然其言。 

　　我们的话题转向翻译。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，作为翻译家的屠岸先生，他的英语竟是在国内学的，而且他在大学里学的并不是英语专业。屠岸第一次发表翻译作品是在1941年，译的是美国诗人爱伦坡的一首著名的悼亡诗《安娜贝尔·莉》，发表在《中美日报》上。我问屠岸：作为翻译家，懂外语、喜欢外国诗歌对诗歌创作有何影响？屠岸说：“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特点。如果丧失民族特点，也就丧失在世界上的地位，而每个民族又不能把它与其他民族割裂开来。人与人在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。这也就是我认为诗歌可以翻译的基本点。你懂得另一种语言，也就懂得人类的另一部分。这对创作有用处，它会启发你思考。随着经济的全球化，文化也会互相融合。‘五四’时期，西学东渐，受西方影响，产生了新诗。所以，懂得西方的东西，可使诗歌的生命力更加长久，更加有力。我赞成一手伸向外国，一手伸向祖先。当然要经过自己的消化。”听着屠岸先生这一番富有深刻见地的话，使我得益匪浅。 

　　最后我问屠岸先生有什么创作计划。屠岸说：“我不能订创作计划。搞翻译是可以订计划的。虽然搞翻译也需要悟性，但是它带有一定的技术性，所以可以订计划；而写诗是要凭灵感的。即使再专注地投入也未必能获得灵感。”屠岸自建国以来出版了四本诗集，还有一本散文诗集，翻译作品较多，有十几本。最近，他和小女儿章燕编译了一套《英美著名少儿诗选》，由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，选了从古到今的英美诗人共270首诗，一共有6本，英汉对照，还有注释。另外还有一本《英国诗选》，这本书工程较大，已经完工了。此书选了从古到今的英国152位诗人的诗583首，书稿已交给南京译林出版社。 

　　采访结束，我怀着深深的敬意向屠岸先生告辞，并祝他健康长寿，创作译作双丰收。 

　　当我要写这篇访问记时，眼前又浮现出屠岸先生那慈祥而优雅的笑容。屠岸原名璧厚。我不禁想：屠岸先生的学识堪称中西合璧，他的人品可谓儒雅温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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